文汇学人 | 王贺:与古为徒,或左翼影人的另面

发布者:资讯中心发布时间:2019-12-16浏览次数:328

相较之下,王尘无虽有左翼影人、旧式文人、小报文人、通俗小说家等多重身份、面相,但是否留有第一流的文学和思想遗产,有待今人批判、继承、发展,迄今仍是一未知数,而其带给大家的印象,似仍显得有些单调、平淡。


董天野绘《江南才子唐大郎》


在上世纪30年代的“软性影片”论争中,左翼影人王尘无可谓一重要角色。其与唐纳、鲁思、史枚等人一道,与刘呐鸥、穆时英等被定义为“软性影片”论者,展开了激烈论争。在一篇小文中,我曾如是略述其生平事迹:

尘无(1911—1938,江苏海门人),原名王承谟,笔名尘无、王尘无、摩尔、向拉、方景亮等。曾就读于持志大学。1932年7月,与沈西苓等合办左翼影片评论刊物《影片艺术》,另在上海《时报·影片时报》等处发表有大量影评和《影片讲话》《影片在苏联》《中国影片之路》等论文。《论穆时英的影片批评底基础》之外,其批评“软性影片”之文,还有《清算刘呐鸥的理论》《刘呐鸥的责任》《夜记之什(一)·“软性影片”的毁灭》《毒药与圣药》等。著有《浮世杂拾》《王尘无影片评论选集》。(王贺:《穆时英研究三题》,《汉语言文学研究》2018年第4期)

事实上,王尘无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已是中共党员,亦属地下党领导、支撑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上海总盟、影评小组成员。其竭力批判“软性影片”,或属临危受命之举,亦未可知,但诸种影片史、文学史论著并拙文在内,均视之为一早逝的左翼影片批评家,几未注意其有另外的身份、面相。然而,近阅张伟、祝淳翔编《唐大郎纪念集》(中华书局,2019年,下简作《纪念集》)见载唐大郎诗文、掌故,竟发现多笔王尘无研究资料,颇有助于大家打破此前对其形成之“刻板印象”(stereotype)。



唐大郎夫妇60年代初在上海豫园合影。


据唐大郎所记,其与王尘无订交于1933或1934年,“时为细雨溟濛之晨,尘无来访唐瑜,唐瑜为愚介,尘无乃力扬愚小诗之美,为之悚然,盖愚知尘无,工旧诗,文亦清致幽远,如愚犷野,胡足见称。愚平时自傲,恒人誉吾诗佳者,必勿悦,以为彼又何知者。而尘无忽致其颂词,则又惶恐不敢受,患其过奖,而不作由衷论也。”(《愚识尘无于四五年前》)但在此之前,唐已知尘无工于旧诗,尽管其所见者,只限于尘无发表在报纸上的部分,仍“诵而爱之”,以为其“清微幽远,似出晚清人手”。如其病中得诗“白头父老呈霜柿,素手村姑荐蜜茶,不道先生非税吏,病余来看早梅花”,清新质朴,浑然天成,颇为友人津津乐道(《愚识尘无于四五年前》《看梅花》)。

1937年春,由张道藩编剧、黄天佐导演的《密电码》于南京、上海等地放映。当其试映之晨,唐大郎以起身太迟,未及往观,其一友人称“战争场面甚好,口号太多,是一出正经戏也”。而王尘无则“在湖上作《杜鹃篇》”(《〈密电码〉试映》),惜未见此篇全貌,此后似亦未见其有关《密电码》之影评发表。《密电码》一般被认为是国产谍战片的“开山之作”,虽然不一定是“软性影片”,但站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、党派政治立场上,要对其作出批判并不费力。



约1947年唐大郎和文艺界人士合影,第一排金山,二排左二、左三为冯亦代、郑安娜夫妇,左四为丁聪,三排左一为唐大郎、左二为张瑞芳、左三为龚之方,四排左一为魏绍昌、左二为张俊祥


王尘无生前亦曾以一帙自订诗集,交邓钝铁(粪翁),并谓“毕生心血,尽于此耳”。其中收诗数百首,大多为编辑朱笔删去,只余三十余首,自谓“一生有十首诗可传,则死且无憾”,请邓氏更为删削,最后仅剩十余首。(《尘无删剩之诗》《粪翁遵尘无遗志》)但此说似亦不甚确。因唐大郎另文称,在王尘无亡故后,邓钝铁董理其遗稿,“得诗九十余首”(编者欲更删去二三十首)“《吞声小记》二万余千字”,且“诗经叔范、禹钟校定”,沈禹钟作序,邓氏则为其题跋。

此处《吞声小记》中的“吞声”,即王尘无。1935年末,唐大郎有补白 《听潮白鹭怕雄飞》,称:“王先生近来颇有绮行,其心上人则亦诗亦影,在诗中乃亦及之也。诗云:‘开过蘼芜了了春,佳期正值此芳辰,圈中自有颜如玉,何必临渊羡别人。’”因故有人作调吞声诗,可发一噱。

作诗之外,王尘无亦偶有壮语。在致友人书札中,即有“适当午睡,闻隔岸炮声,极易入梦!”数语,虽寥寥十余字,却被称为“神来之笔”。(《尘无神来之笔》)遗憾的是,近现代文言散文向来较少研究,目前尚不确知尘无之文言文章多否、能入方家之法眼否。

20世纪40年代卡尔登大戏院办公室内的唐大郎

如果说子曰诗云,尚属旧式文人之积习,那么,王尘无还有超越同侪的另一特长,不可不提,此即从事长篇通俗小说的创作。唐、王的共同好友陆小洛即“常读尘无所辑之报”,且以其长篇小说《江湖艳史》为上,而另一长篇小说《欲海鸳鸯》则等而下之。唐大郎评论道:“尘无所作乃于江湖欲海之间,亦使此公啼笑皆非矣。”并作怀尘无一诗:“记从马路见芳踪,一件大衣像斗篷,无复能诗偏作影,却因相骂颇怀公。江湖艳史双肩上,欲海鸳鸯一望中,不尽沧桑人事也,尘无竟似有尘封!”(《怀尘无》)慨乎言之。而近现代长篇通俗小说的创作,固然受到西洋翻译文学的影响,更导源自中国漫长的说部传统,尤其明清白话长篇小说传统;其编辑亦多属与古为徒的旧式文人。

与王尘无日常酬酢者,除上文提及的唐大郎、邓钝铁、陆小洛,至少还有陈灵犀、施叔范、王小摩、李培林、薛白雪、蔡兰言、曹聚仁等人(《诗书画三绝荟萃一堂》《酒令》)。有一次施叔范自华北归沪,适值王尘无返自杭城,诸人宴饮,“席上行口字令,各人念一句古诗,或现成名词,或成语皆可,惟其字中须有口字,或字之构造中,附有口字者”,如唐大郎“诵‘一辆汽车灯市口’,则顺次而数,第五人与第七人皆饮酒,又如灵犀言‘皆大欢喜’,则第三与第四人,各饮两杯,盖欢喜二字,乃有两个口字也。于是有人念浑浑噩噩一语,噩噩两字,每人各吃四杯,而座上杨君,忽念一人名曰‘沙不器’,于是第三人亦饮四杯,一时谑浪笑傲,喧然并作。当入席之始,各人座上,皆有名单,惟并不直写其姓名,而作类如廋语之文句”“愚号大郎,则书曰‘且问郓哥儿’,直以愚为三寸钉矣。又如灵犀曰‘一点通’,蝶衣曰‘金粉’,尘无则曰‘玉洁冰清’,胥出粪翁之手”。(《酒令》)



唐大郎(高唐)《高唐散记·序与跋》版面,刊1947年12月2日《铁报》



1938年夏,早已归乡的王尘无,以病犯沉疴、咳血而死。对其死状、死因及此事如何播闻至沪、友人如何不胜痛悼等情事,唐大郎亦有相当亲切之记述:

战后,兄养疴里门,至上月始闻其将避地来孤岛,吾人方欣慰故人之重来,讵顾望久之,而踪影杳然。昨日粪翁先生得海门朱公羊君来函,谓尘无于上月二十六日晨七时,以咯血过多,致溘然作古。粪翁得书,遂告灵犀,灵犀以电话询培林,培林复以电话询尘无介弟。其弟尘笠,执事于本埠某钱肆,初问尘无如何矣,则谓不久且得家报,三哥虽在病中,然无大碍也,因告以公羊之书,其弟大恸,陡忆一二日前,有乡人来,初未言尘无已死,曷往觅之,一询究竟,以是更觅乡人,乡人固言,尘无已病死,惟渠离乡时,王家人嘱其勿传尘无噩耗,使尘笠伤心也!自是尘无之死且证实,尘笠乃复踵灵犀许,白以乡人之言,尘笠已泣不可仰矣,朋友闻者,无不怆然,今将由至友若干人,为之开一追悼会,又为之延高僧追荐。读吾报者,亦有佩尘无之清才绝调者乎?读此文竟,又岂可不临风雪涕,以吊此凄凉绝世之才人哉!(《尘无以呕血死矣》)

三年之后,尘无遗著《浮世杂拾》乃由长城书局梓行。此书系“长城文艺丛书之一”,由桑弧特为搜集、整理、编辑,以纪念亡友。全书收其《寂寞的街头》《三和尚的死》《卖笛的老人》等抒情散文26篇,另有《小引》、柯灵序言、桑弧所撰《校印后记》。据柯序可知,这些文章是王尘无生前亲手从各报上剪存,“还在稿端注明‘改’或‘大改’字样,预备重加饰润”。但桑弧《校印后记》则称之为“中国文坛”“最优秀的散文作家中的一个”,还与陆小洛异口同声、咸谓其为“鬼才”,似不免过誉甚矣。


1940年1月23日卡尔登演出《雷雨》后合影,后排左二为唐大郎

《浮世杂拾》一集,未及王尘无之旧体诗文、通俗小说、影评作品,但影评、杂文方面此后尚有《王尘无影片评论选集》(广播影片电视部影片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、中国影片艺术研究中心编,北京:中国影片出版社,1994年)可作补充。该书末编,另收不少关于王尘无的回忆资料,唐大郎的大量论述当然被遗漏在外,而王氏的诗文、小说之什,至今仍未见结集出版。

其实,桑弧曾有意将王尘无诗集及《吞声小记》两种、施叔范之《酒襟清泻录》及诗稿、钱梯丹之《陇上语》《西征闻见录》及《破家赘录》(均为连载作品),“亦并付欹劂”(《纪念集》误作“欹厥”),“然纸价日增,印刷费复极昂贵,使为其友者,欲偿素愿不可得,即此《浮世杂拾》之产生,盖亦耗桑弧之绝多心力矣”。(《亡友尘无》《桑弧拟印书》)此后终未见下文。印证了唐大郎这番颇有几分预言色彩的甘苦之言。

从唐大郎关于王尘无的这些记述中,大家可以发现:另有一个作为旧式文人、小报文人、通俗小说家的王尘无,已悄然浮出历史地表。更重要的是,这多重身份、面相的王尘无,不仅与左翼影评人王尘无同在,而且同为一人,令人殊感意外。此一点,大家不读《纪念集》,或恐难以知悉。不止此也,正如前引拙文所论,二三十年代的左、右翼文人、影人之间,也并未如大家想象得那样势如水火、老死不相往来,而在形形色色的都市空间、公私场合晤面,且在报章杂志、言论空间多所互动(“论争”何尝不是一种互动?),恰恰是其常态,至今犹然。



丁聪画唐大郎(扮演黄天霸造型),刊1947年4月24日《沪报》


不过,唐大郎所熟知的王尘无,只是1933、1934年至1938年的王尘无,且其更表现出旧式文人、小报文人、通俗小说家的一面。这也许会给读者一种误会,其在这短短四五年时间,或已发生了某种变化、转折。其实不然。虽然“软性影片”论争至迟于1936年几已尘埃落定,但直至1937年、亡故前一年,王尘无仍在积极撰写影评、剧评,而其旧式文人、小报文人、通俗小说家的一面,显然同时系于一身,贯穿于其全部人生旅程(如果不是更早的话)。但在四五年间,一人之思想、人生发生变化者,并非绝无仅有。王氏所批判的穆时英即如此。自1933年夏光华大学毕业,步入职业生涯,至1939年10月返沪,加入汪记、直至翌年身死,其思想观念与人生屐痕一变再变(王贺:《穆时英的职业生涯、收入及其创作》,《上海书评》2018年6月28日;《穆时英职业生涯新证》,《文汇学人》2019年4月26日),整个三四十年代文人的创痛、挣扎、背叛、苟且之运命,似亦已集中于穆时英一人。相较之下,王尘无虽有左翼影人、旧式文人、小报文人、通俗小说家等多重身份、面相,但是否留有第一流的文学和思想遗产,有待今人批判、继承、发展,迄今仍是一未知数,而其带给大家的印象,似仍显得有些单调、平淡。

唐大郎致姚吉光信

但在《纪念集》中,包括王尘无在内的诸多近现代文人、影人、学人、艺人、书画家的研究资料,实不知凡几。该书的文献史料价值,正如我在《纪念集》首发式座谈会上所谈,至少可从以下四个不同的脉络当中来理解:

第一,诗文、掌故写作的传统(尤其明清以降),包括其与出版业、大众传媒的密切关系。一般所知之近代掌故家只瞿兑之、郑逸梅、陈定山、高伯雨数人,其实唐大郎亦属个中翘楚,其同时代人如徐彬彬(如《凌霄汉阁谈荟》)、汪仲贤(如《倒灶室笔谈》)、林庚白(如《双梧书屋笔记》)等,亦有不少掌故文字发表,有心人正可衡短论长、仔细商量。

第二,通俗文学的脉络。唐大郎笔下对张恨水、秦瘦鸥、包天笑、潘柳黛、苏青、张爱玲等人,都有很多记述和评论,对大家认识这些通俗文学作家及其作品,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。

第三,影片、话剧、旧剧(曲)生产的脉络。本文所论王尘无即是一例,至于费穆、桑弧、洪深、欧阳予倩、舒湮、梅兰芳、荀慧生等艺苑名家,此集中亦有不少笔墨,可助识者综合新旧文献,构会甄释。

第四,在四五十年代文学和社会的转折中,小报和小报文人如何调适、妥协直至失败的整个文学生产场中,重新审视其作为另一种现当代文学的丰富性、复杂性及限度。


编辑单位:永利国际注册入口中文系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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